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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方回创作的传记为研究对象,通过联系宋元文化现实,揭示出方回传记创作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书院文化的作用;二是朱子道学的作用。 关键词方回;传记创作;特点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晚号紫阳居士,徽州歙县人。宋亡入元,任建德路总管。著有《桐江集》八卷、《桐江续集》三十六卷,并编有《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元朝著名诗论家。对方回人品的评价,历史上毁誉不一。但他在文学史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四库全书·桐江续集》提要云“观其集中诸文,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言文,要不可谓其悖于理也。其诗专主江西,……而当其合作,实出宋末诸家上。更不能以其人废矣。” 方回在元代文学史上以诗论得名,其创作的传记后人很少涉猎。这些传记由一系列行状、墓志铭、墓表、墓碑等组成,从《全元文》和《桐江集》(《续四库全书》收录,據宛委別藏清抄本影印)等文集所录看,共有三十篇。本文以这一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方回的传记创作特点。 一、书院文化作用于方回传记写作 方回传记中有些篇章对传主的塑造比较特别,如《饶州路治中汪公墓志铭》中“士大夫殁而至于不朽,难矣”,留下了传主到底为何不朽的悬念。后文曰“其四十七年丙午,而州之紫阳书院兴焉,郡守韩公補实为之。其八十八年丁亥,而县之晦庵书院兴焉,县尹汪公元圭实为之。紫阳之书,晦庵之学,前有光先圣,后有功来哲,而创二书院者俱大有功,斯文足与文公同不朽。”因为兴建紫阳、晦庵书院,韩公補、汪元圭得以与当世名儒朱熹同不朽。原因是“书院一事,关风教甚大。”另有一篇《定斋先生汪公墓铭》讲传主汪一龙由于兴复被李铨之乱焚毁的紫阳书院而与初兴书院者韩公補同不朽,“复之者与兴之者,关于名教甚大。今汪公亡矣,足与韩公同不朽,是宜铭之于墓,以诏永久。”在方回看来,兴建和复兴书院当被后世永久铭记。再来看汪元圭兴建晦庵书院在年,汪一龙复兴紫阳书院在年,方回为汪元圭作传在年,为汪一龙作传在年。考当时文化政策,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朝廷施行复兴书院的政策是在二汪兴复书院之后。汪一龙在年复兴紫阳书院,他自宋亡后立志不仕,授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程方平在《元代书院的历史发展》中认为“对于这些不把元朝统治者放在眼里的文人,及其有明显抵触情绪的讲学,元朝统治者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毁坏,而是因势利导,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即方回为二汪作传距当时朝廷颁发的文化政策不过两三年。一方面二汪等南方遗民引领了朝廷的书院政策,朝廷对书院教学形式的肯定和提倡,有利于补充正规学校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借此为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子弟开辟出路,缓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二汪在对元初婺源地区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基于此,他们应该被后世铭记。这是承宋而来的书院文化对方回传记写作的影响。 二、朱子道学作用于方回传记创作 方回创作的传记和元代其他的传记文一样都呈现出篇幅较长的特征。综观方回的传记文,此特点表现在一是官职的升迁及详细始末;二是故实的详尽叙述。方回生于年,他的大半生都在故宋度过,理应受到宋代墓志铭主流风格的影响。宋代墓志铭代表作家是欧阳修、曾巩,此二人提倡墓志铭写作应当简练,即“文简而意深”,风格应当含蓄、蕴藉。这是欧阳修等人关于墓志铭创作的最基本要求,影响有宋一代。而在方回自身,也认为“古文以简为贵,简则可以传远”,如《宋江西转运干办公事程公墓表》算是篇幅较短小的一篇了,也有五百八十二字,方回自身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愧回所作多不简耳”。方回既然有自己的创作主张,但是他的创作实践却违背了他的主张,个中缘由,笔者认为这要联系当时的学术风向来看。南宋时道学的地位渐渐提高,到南宋末年,其领袖朱熹已经誉满当世,而朱子“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强调为文须合乎道,只求把道理说清楚,作文并不刻意求工。据俞樟华先生研究,前述两个特点根本就是朱熹传记长篇大论的表征。而从方回的一系列传记里,不难看出朱熹在当时的深远影响,方回本人对朱熹又很推崇,且二人又是同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张少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里讲,方回为学崇尚朱熹颇受道学家影响。所以笔者更加可以确定方回传记的此种特点应该是受了朱子的影响。 综观方回所作传记,不能说它们在宋元传记文学史上占有多重的分量。但是创作者方回受宋代学术和文化浸染较深,使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视角,笔者认为这些自有其价值。 参考文献 []李修生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 []宋濂等元史·选举志·学校(卷八十一)[]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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