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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诗经学虽然流派众多,只有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在一定程度走出了以经学模式阐释《诗经》的老路,本文试论方玉润《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价值;《诗经原始》;毛诗序 一、大胆疑古,推陈出新,原诗人始意 方玉润在诗经研究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方玉润自称“是书持论,务抒已见”“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舍却《序》、《传》,直探古人作诗本旨”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使他在《诗》义的探求上能够从《毛诗序》和《诗集传》的束缚中跳出来,对一些诗真正做到“原诗人始意”,即寻求诗人作诗之本义,应该说方玉润对许多诗篇主题的解说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恢复了《诗经》的文学色彩。他在本书《凡例》中说“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类,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明确反对历代经学家“穿凿附会”的说诗模式,对《毛诗序》和《集传》中牵强附会的说法都提出了有力批评。比如《周南·汝坟》,《毛诗序》说“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诗集传》也重复说“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对这种“穿凿附会”,方玉润质问“夫妇人喜其夫归与‘文王之化’何与?‘妇人被文王之化’,而后思其夫,岂不被化即不思其夫邪?如此说《诗》,能无令人疑议!”方氏就此总结道“大抵学究家说《诗》,必先有一付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故此诗本欲说妇人思夫,而又觉无甚关系,故先言‘文王之化,以郑重其辞,然后说思夫,以致上下文义不相连贯亦不之觉。”对于《序》及朱熹说《诗》心理的剖析,方氏可谓一针见血。 方氏对《序》的批评,重点在于批驳其“虚衍附会,毫无征实”,如《周南·兔罝》,《诗序》说“后妃之化也”。方氏斥问道“《小序》谓后妃之德,不知武夫于后妃何与?章章牵涉后妃,此尤无理可厌。”《召南·采蘋》的《小序》说“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方氏反问说“夫既谓之季女,则明明是未嫁之女,而乃以为大夫妻者何哉?《序》《传》于《周南》,则章章牵合后妃,于《召南》,则章章牵合诸侯夫人及大夫妻,皆有意分属《二南》于王者诸侯之说误之,遂不顾其词之自戾也如是。”,方氏的批驳极为有力,颇能切中《毛诗序》《集传》的要害。 《小雅》自《雨无正》以下四十四篇,除七篇外,《诗序》都说是“刺幽王”。由于《诗序》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导致诗中的措词“前后文义,竟不能通”。又如《召南·草虫》一诗,《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集传》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方氏批驳说“《集传》不过呆相,《小序》则节外生枝。细咏诗词,何尝有‘以礼自防’意?即一妇思夫而必牵及文王之化者,何哉?”方玉润认为“《周南》十一篇皆周人自咏其国风。唯《螽斯》《兔罝》、《麟之趾》及公室”“《召南》十四篇……其间有关乎文王者,有无关乎文王者,有系乎召伯者,亦有无系乎召伯者”他认为那些诗篇“皆山林野夫,闾巷妇女之词,不必定咏文王,亦不必定指召伯”,方氏已经意识到《序》和《集传》的迂腐牵强之弊,大胆对权威发起挑战。 二、用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眼光来研究《诗经》 方玉润《诗经原始》的另一突出成就是以诗人或文艺批评家的眼光来研究《诗经》,真正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抛弃了笼罩《诗经》数千年的经学思想。方玉润非常欣赏“神情逼真”“陶情寄兴”“风致嫣然”、“自鸣天籁,一片好音”的诗。他认为“诗固有以无心求工而自工者”,“诗到真极,羌无故实”,“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从中既可看到袁枚“性灵说”的影响,又可看到王士祯“神韵”说的影子。方氏认为《诗经》之所以难读,在于“词旨隐约,每多言外意”,因此他在《螽斯》篇中着重指出“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在《汉广》诗中又一次强调“言外别有会心,不可以迹相求”。这又使人联想到司空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及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论诗主张。凡此种种,都不同于“儒者说《诗》,非迂即腐”能摆脱经师的“微言大意”的说诗套路,用诗人的眼光来读《诗》解《诗》这正是方氏高出汉、宋诸儒的地方,是其《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他在《周南·芣苢》总评中说“夫佳诗不必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促令人低徊无限。若实而按之,则兴会索然矣。”在评《绸缪》时他又说“此诗无甚深义,只描摹男女初遇,神情逼真,自是绝作,不可废也,若必篇篇有为而作,恐自然天籁,反唯索已。”方氏对“自然夭籁”的欣赏,对“有为而作”、“征实”的否定,一方面是对经学家烦琐训话与寻求微言的否定,一方面是强调这“一片好音”中令人“低徊无限”的兴致,诗人只要巧得天工,则情景俱真,风神独具,欣赏者也可于这入神的极致中,领会到象外之旨,而不会“死于句下”了。方氏强调诗的“神情”、“兴致”,体现了他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说诗的特点。他还注重分析《诗经》篇章结构的特点,赞赏其谋篇布局之精妙。《汉广》共三章,方氏指出“首章言乔木起兴,为采憔地。次即言刈楚,为题正面。三兼言刈萎,乃采薪余事。中间带言游女,则不过借以抒怀,聊写幽思,自适其意云尔。终篇忽迭咏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求,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寥寥数语,即勾勒出作品的前后联系,对艺术内涵有较深的体会,颇得诗人谋篇布局之妙。又如《小雅·小弃》一诗,被方氏推崇为“情文兼到”之作,他着重分析了其布局之“精巧”“至其布局精巧,整中有散,正中寓奇,如握奇率;然离奇变幻,令人莫测。”这是说,《小弁》的章法既整齐匀称,平衡和谐,又灵活多变,错落有致。陈子展先生激赏此诗六、七章“章法之变且巧”显然接受了方氏的艺术见解。 《诗经》在章法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章迭句、反复咏唱,以加深诗中思想感情的表达。方玉润对这一重要的表现手法,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论《王风·黍离》说“观其呼天上诉,一咏不已,再三反复而咏叹之,则其情亦可见矣。”又说“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论《秦风·蒹葭》云“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迭,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他点明了《诗经》,特别是《国风》诗篇章节复沓的创作规律,这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篇章结构,具有增强诗歌音乐性和便于记诵的特点。 除了对《诗经》创作规律和艺术特色的研究,方玉润还探讨了《诗经》的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如《桃夭》“艳绝,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郑风·大叔于田》“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便为《长杨》、《羽猎》之祖”,谓《卫风·伯兮》“宛然闺阁中语,汉魏诗多袭此调”,《陈风·月出》“用字聱牙,句句用韵,已开晋、唐幽峭一派”,诸如此类的评论在《诗经》中还有不少,指出了《诗经》对后世文学在风格流派、艺术特色方面的影响。其次,后代诗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借鉴和继承,方氏也加以点明和阐述。如谓《王风·兔爰》“词意凄怆,声清激越,阮步兵专学此种”,谓《王风》诸诗“其音之哀以思,不止怨而怒矣……杜诗人称‘诗史’,而此册实开其先”,谓《大雅·皇矣》“后代文唯韩愈往往有此”,他对《大雅》的文学性的认识应该说是开先河之举,此外,他还指出后世诗人的一些诗句是从《诗经》中直接借鉴和化用的。例如《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句,方氏指出“二语写出大营严肃气象,是猎后光景,杜诗‘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本此。”应该说方玉润的这些评论都颇有见地,在诗经学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地总结了《诗经》的文学价值,为我们理解《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河南中州书画社, []向达方玉润著述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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